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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總體上說，我國的環保政策和信貸政策在不斷深化，但也存在政策調整的空隙性較大和缺乏連續性、缺乏系統的規劃和真正有效落實等薄弱環節。加之由于中央到地方政策執行鏈條過長，執行效果不易控制，企業和金融機構要真正全面制訂和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往往無所適從，這又增加了企業戰略制定和運行的不必要成本，在相同壓力下舍棄生態開發的企業和金融機構就少了許多的成本開支，這造成了一個不公平的后果。

   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進程中，一些政府職能部門已轉換成了行業經營公司或行業協會，但政府部門管理經濟的方式依然保留著計劃經濟時代的某些思維方式和手段，有些地方的協會成了相關職能部門官員退居二線的“二行政部門”，而那些行業資源分配、行業標準等資源往往由這些行業經營公司和行業協會掌握，實際上在行使行政管理職能，這就造成社會資源的非市場化配置。而行業標準往往脫離實際，難以與國際市場接軌。很顯然，這樣的行業協會不可能有效地履行職責，反映企業、金融機構呼聲。筆者以為，這種局面的形成，除了現行管理體制的原因，還與我國民間缺乏自主結社的傳統文化有關，加之經過長期計劃經濟的“熏陶”，企業、金融機構存在過多依賴、相信組織和政府的思維方式，認為企業間、金融機構間只有競爭關系，難以建立相互信任合作的關系，因而推動行業環保標準、組建行業協會的意愿性和自主性就要大打折扣。

   星光認為以上通過了解得知的一系列低碳困境，都在不同程度上上反映了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矛盾，即發展與破壞。政府與企業之間可以形成雙向監督，一方面政府起主導作用，引導企業的綠色發展，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接受企業的監督。企業的發展規劃中也要做好污染防治計劃，自覺接受政府的檢查。